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的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千米，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千米，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

根据对三星堆遗址的历次调查、勘探和发掘，我们掌握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状况，对遗址的性质和文化内涵有了基本的认识，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遗址并长期是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在长逾2000年的时间里，古蜀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演绎了人类文明从孕育诞生、繁荣辉煌到走向衰落的完整过程，这样的遗址在全国范围内是仅见的，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三星堆文化的特征

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是陶器和石器，而这些器物绝大多数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还深深烙印着其他文化的印记，体现了三星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吸附性：以金杖、金面具为代表的黄金制品，以大立人像、人面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像，还有三星堆古城使用土坯的城墙筑造技术可能与西亚两河流域乃至更远地区的文明有着某种关联性。

五号坑的黄金面具

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和周边地区的影响来看，三星堆文明并没有达到中原地区夏商文明的高度，但是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的锻打和利用方面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中原。

三星堆祭祀区第二次发掘出现的新器型，比如三号“祭祀坑”那件青铜顶尊人像，既充分说明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深刻反映出古蜀人基于自身的精神信仰及文化传统，对来自其他文明的文化因素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文化选择与改造创新，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独特瑰丽的区域文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

三星堆文明鲜明的地方特征，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丰富性的生动实例。李学勤先生曾说：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最终形成前，众多区域文明中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最为独特的一朵奇葩，它以地域性鲜明的土著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来自周边以及其他古代文明的文化因素，从而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同时，三星堆文明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杰出贡献：

1. 以神树、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具）、半人半神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东方青铜文明中绝无仅有；

2. 以金杖、金面具、金鸟形饰为代表的金器所展现出的辉煌的黄金工艺成就，在东方农耕文明中极为独特；

3. 种类和形制都十分丰富、近乎狂野的用玉现象在中国青铜文明中十分突出；

4. 数量惊人的象牙、海贝集中埋藏的现象，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绝无仅有。

三星堆文化在广泛吸收其他文明因素的同时，也对周边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古蜀人对源于中原文化的玉璋加以改制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蜀式牙璋成为三星堆文化中的核心礼器，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都有大量出土，数量上超过了中国其他遗址的总和。这种玉璋的传播范围非常广，在广西、香港地区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

虽然在几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见、与人们以往对中国文明的认知有很大出入的器物，显示出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但必须指出，三星堆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不能够将其割裂开来。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几大“祭祀坑”虽然是三星堆遗址的最大亮点，但它们毕竟只是三星堆2000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辉煌时段，并非三星堆遗址的全部，更不能将其与遗址割裂开来。前面已经提到，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其中土著文化因素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在遗址范围内海量出土的陶器和石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几大“祭祀坑”本身也出土了不少商代晚期的蜀式陶器。

其次，虽然几大“祭祀坑”里面的器物显示，古蜀文明除受到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之外，古蜀国社会的上层有可能与更遥远的地区发生了远距离的文化交流或贸易往来（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年代与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三王朝、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极盛时期大体相当，也大致相当于地中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时期），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和用玉传统以及可能源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尚金习俗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在四川盆地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产生了碰撞和交融，古蜀人的创造性由此被极大地激发，对这些外来的人工制品、制作技术、使用习俗和审美情趣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本土文化进行了有机的整合，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套看似怪异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土著文化的范畴，是古蜀文明极具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生动体现，当然也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最后，即便那些看上去很怪异、“不那么中国”的器物，它们身上也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中国符号和元素：比如说铜跪坐人像（祭司）手里拿着的牙璋；铜跪坐人像（祭司）头上顶的尊；1号大神树、大立人以及神殿上龙的形象。另外，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蝉纹、连珠纹等大量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都被应用到了大立人、小立人、兽首冠人、神树、神坛等器物上。因此，从这个角度观察，三星堆文明中那些“奇特”的物品，仍然可以视为土著文化的范畴，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部分。

三星堆遗址上下历经2000年，完整地记录了人类文明从孕育、诞生、发展、辉煌到开始衰弱的过程，是一部早期蜀国的物质文化史。四川古称蜀，是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古老国家，这个名称曾多次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但关于蜀的文献记载大多较为简约，而且大多有着神话色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将传说中的蜀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信史，而且还展现出古蜀国璀璨的青铜文明，再次证实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

三星堆文化的去向

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早期多元、最终走向一体的典型样本，秦灭巴蜀后，古蜀文明最终汇入统一的中华文明。

大约从三星堆遗址四期晚段开始（距今约3100年），三星堆古城开始衰落，而一支与三星堆文化面貌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以成都西南部的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地域悄然兴起，经过持续的发展后，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时间从距今约3100年延续至距今约2700年，使得三星堆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辉煌发展，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十二桥文化或者是三星堆—金沙文化。一般认为，这两大遗址的兴衰交替应该与古蜀国的迁都行为有关，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迁都，是主动的原因还是被动的原因？

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外来族群入侵或者统治集团内斗）？说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16年是古蜀国的最后阶段，在考古学上我们称之为“新一村文化”阶段，有学者称其为晚期蜀文化或者是巴蜀文化。也有一些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将传说中古蜀国的五个王朝分别与各大考古学文化或著名遗址相对应：三星堆时期对应的是蚕丛、柏灌、鱼凫王朝；金沙时期对应的是杜宇王朝；新一村时期对应的是开明王朝。公元前8世纪，金沙文化（杜宇王朝）终结，可能来自长江中游的新一村文化（开明王朝）统治者将都城从金沙向北有所迁移，但仍然在成都市区，这一时期流行船棺葬，尚武风气盛行并与东边的巴国交恶。

公元前316年，秦国利用巴蜀间的矛盾，先后攻灭蜀国和巴国，从而结束了古蜀国2000多年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古蜀文明的余晖尚存，直到汉武帝大一统中国以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古蜀文明才基本上融入了华夏文明。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