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张佳欣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已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共识。

然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在中高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仍在推进之中，减碳并非轻松可以实现。

在12月21日召开的国际科技传播联盟（IUSTC）年会上，发布了一份由科技日报社策划、科瑞唯安提供数据支持的《科技支撑全球通往碳中和之路——世界碳中和科技发展报告2021之气候变化》报告。

报告对全球过去20年间有关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开展了多维度检索，介绍了气候变化科研论文发表趋势、重点主题关注、国际合作情况等，阐释了科技创新在兑现中国“双碳”承诺、推动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该领域权威专家对报告进行了专业解读：一方面结合报告，对学科研究和技术趋势开展中观分析；另一方面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内地气候变化科研论文总数位列全球第二

百年间，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论文不断增长，特别是近20年间，这一期间发表的论文占气候变化相关论文总量的95%，且相比于数据库的总体收录论文的增长，此类研究的增长更为快速。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2010年以后论文产出增速加快。而早在2006年，美国相关论文的产出就已快速增长。中国内地相关论文在2012年以后才开始显著增加，但增长速度最快，在2014年，论文数量超过英国，并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截至2020年，中国内地的相关论文总数位列全球第二。

科技日报社总编辑许志龙认为，全球科技界对气候变化有着基于科学研究视角和历史维度的深刻理解，考察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全球气候变化相关基础研究和前沿热点，对帮助全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具有显著的说服力。

中美互为气候变化研究中最大合作伙伴

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方面，无论是国际合作还是本土合作，科研产出量都在稳步增长。但考虑合作论文的占比，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增长迅速，远远超过同期全球国际合作论文总体的占比。到2020年气候变化主题中，国际合作论文已达到40%。

在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中，中美互为对方最大的合作伙伴，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内地科研机构与美国合作发表了7155篇论文。合作论文数量逐年增长，从2001年的13篇，增长至2020年的1305篇。

中国与欧洲也有频繁的合作。在与中国内地合作最多的Top10国家中，有一半来自欧洲。而中国内地也是欧洲28个国家的第二大合作伙伴，美国是欧洲28个国家合作最多的国家。

中国与东盟国家自2003年才开始在气候变化相关研究中开展合作。在东盟国家中，与中国内地的合作最多的是新加坡，达291篇。美国则是东盟国家在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方面最大的合作伙伴，其次是澳大利亚和英国，中国内地排在第四位。

适应性研究等科技成果赋能碳中和目标达成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郑大玮说，减缓与适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两大基本对策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部署将成为全球气候合作的重要内容。关键领域的重大科技创新研发、储备、部署与大规模推广应用决定了全球气候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称，“未来，深度减排或零排放技术、负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战略性作用备受关注。”

从双碳目标与人类健康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角度，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黄存瑞对实现碳中和提出建议。他表示：“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和重视气候政策、空气质量、生活方式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为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关键的催化剂。此外，亟须将健康纳入气候决策过程，充分考虑气候政策和制度对健康的潜在影响和协同效益，从而制定更具成本效益和社会可接受的技术路线。”

气候问题亟须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

通往全球碳中和之路离不开更密切的国际科技合作。

对于未来的国际合作方向，联合国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咨委会委员、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研究员仲平强调，我们应该笃定方向、加大投入，开展更多面向碳中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开展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低的成本推动全球层面的绿色低碳转型。

庄贵阳提出：“独木不成林，气候问题迫切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他认为，必须明确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自然风险呈现增长性、系统性、空间分异性等特点，而大气治理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在面对气候危机时都难以独善其身，而气候变化引起的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具有全球性和公共性，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界通力合作。”黄存瑞说。

郑大玮认为，负有主要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应率先大幅度减排，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做出减排自主贡献的同时，要大力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