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红尘妃子笑，骑，读qí，还是jì?

　　近日，微博话题#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上热搜，“乡音无改鬓毛衰”中的“衰”(cuī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xiáxié)等，或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读音。

　　专事纠正错别字的老牌文艺刊物《咬文嚼字》主编虽已辟谣，指出目前流传的标准读音很多来自尚未正式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但大部分网友已然很慌，并认为汉字发音顺应时代交流所需自然无可厚非，但这种一刀切的注音方式，却深深伤害了中华语言的多样与典雅，毕竟，语言文字、韵律美学的传承极为不易。

　　到底有多不易?

　　韩国近期刚好出了一部电影来呈现这种不易，片名简单明了——《词典》。

　　以编撰词典为题材的影片，日本在2013年便出过一部《编舟记》，这部根据小说家三浦紫苑本屋大赏夺魁之作改编的剧情片，保持了与小说原著一致的性冷淡风与温馨之味，以其骨子里散发的日式执着与热血，在2014日本电影学院奖中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在内的七项大奖。它将词语喻为海洋，十五年的《大渡海》辞典编撰时光则如同一艘驶向彼岸的小舟。

　　日本影视中，有一类作品专注于这种在寂寞匠人精神中雕琢热血的情怀，比如2012年由《入殓师》导演泷田洋二郎所拍摄的《天地明察》。影片根据冲方丁同名时代小说改编，讲述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天才围棋少年以十数年时间展开星象观测之旅，以制订本土历法，其精神内核与《编舟记》如出一辙。

　　韩国这部《词典》却不同。

　　《编舟记》、《天地明察》可为日本电影建构一种独立类型，它们不以情节或情感为第一诉求，而以真正的人生精神替之，用非纪录方式刻画日本民族对自律和细节的信奉。

　　但《词典》仍隶属于已成韩国电影滥觞的“历史煽情体”。

　　饶有趣味的是，《编舟记》中角色们为日本文字付出整个身心，而在《词典》中，角色们却必须在日本语言对朝鲜文化的“斩草除根”中抢救本民族文字，包括釜山、木浦、全罗道等地方言。

　　1945年日本投降前，殖民者强制统治区普及日语，甚至严令民众创氏改姓，朝鲜语学会在语言学家周时经原稿基础上，秘密搜集各地朝鲜语，编撰《朝鲜语大词典》。

　　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天然戏剧冲突的故事中，“编舟”本身自会只是一种点缀，相比“日式词典电影”强调个人身心意义的奉献，这部“韩式词典电影”，自然会强调个人在面对民族大义时的动人牺牲。

　　简单讲，《编舟记》是内省的，而《词典》则是外放的。

　　在经历过众多韩影的洗礼后，可以明显感觉到，相比日本电影，韩影更容易陷入一种成熟而套路的模式化生产，无论叙事、情感，还是工业层面，而这部《词典》也并非优异杰作，但它对于如今的韩国电影，却相当具有观察意义。

　　首先，《词典》代表了韩国电影在近代历史题材上的一种典型倾向。韩影在近代历史与古代历史的题材处理上，似乎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导向。

　　2015崔东勋导演《暗杀》、2017柳昇完导演《军舰岛》、2018姜炯哲导演《摇摆狂潮》，包括如今这部《词典》，这些近代历史影片都会在渲染民族对立的基础上，呈现一种强调个人牺牲的煽情叙事，而在2013韩在林导演《观相》、2015李濬益导演《思悼》、2017黄东赫导演《南汉山城》等古代历史影片中，个人情感往往被弱化，甚至消失，基于政治主张和权欲控制的谋略与角逐则成为表达主体。

　　电影《南汉山城》剧照

　　当然，这或许与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有深切关联。

　　所以韩影在近代史题材中一直在撩拨观众的泪腺，而在古代史题材中，则一直试图表现某种智慧与张力。

　　其次，《词典》是韩式煽情的一次轻音乐演奏。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一位女性，她在各方面的用力，反而比大部分韩国男导演轻了很多。影片故事背景残酷而危险，但导演未让其中任何元素达到锥心的程度。她尽量把能看见血的地方都抹去了，甚至给人“《词典》轻松而愉悦”的错觉，但最终，枪声必然会响起。

　　但开枪的是朝鲜警察，而非日本士兵。足见即使到最后关头，导演仍在坚持保护观众的心理。

　　所以说《词典》的煽情很轻。当然也只是相对于大部分韩影而言。

　　其实，近年来大部分经典韩影，其本质都是极度煽情的，《素媛》、《辩护人》、《熔炉》、《7号房的礼物》……它们通过让观众对眼泪的无法抗拒，而与同为韩影滥觞的犯罪、间谍片类型，共同打造出韩影的舒适区与安全区，令大多数韩国导演沉迷在这一区域难以自拔。

　　电影《辩护人》剧照

　　《词典》的海报，就深陷于这一区域——所有重要角色，合照于海报内，似乎下一秒，就有人将永远离去——一种好用但却偷懒的设计。

　　《词典》还体现了韩影近年来一种创作倾向的延续：双男主主旋律。

　　岂止韩国，即使在中国，观众也越来越吃双男主设定。但中国观众的这种喜好并非通过电影来满足，而是通过更具创作自由的网剧。《河神》中的李现、张铭恩，《法医秦明》中的张若昀、李现，《原生之罪》中的翟天临、尹正，《镇魂》中的朱一龙、白宇，近年最大爆款《白夜追凶》则更是祭出“双 · 双男主”——黑白潘粤明 · 潘粤明与王泷正。

　　《白夜追凶》中的双 · 双男主

　　在韩国，双男主则涌现于表现主旋律剧情的电影中。2017《铁雨》中的郑雨盛、郭度沅，2018《特工》中的黄政民、李星民，2018《摇摆狂潮》中的都暻秀、德·格里姆斯，以及这部《词典》中的柳海真、尹启相。

　　之于韩影，这种设定既使这些题材避免流于情爱滥觞，同时又通过破除历史对立阵营的壁垒分明，完成一种暧昧性表达，从而提炼出一种更少见但却更动人的情感类型，一种超越阶级、阵营、甚至民族，直抵大爱本质而显得惺惺相惜的情感。

　　比如《词典》中，编剧花费大量篇幅细致刻画金判秀、柳代表这两个主要人物在阶级、文化、生活环境、为人处世、人生理想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但随着词典将两人越绑越紧，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逐渐消弭，最终，正如电影中所言，两人分享一种高尚而残酷的共同情感——为本民族留下纯正语言血脉的珍贵信仰。

　　最初，金判秀面对浩瀚文稿，会问“10年的时间应该攒钱才对，攒语言干吗?”，但在对语言的逐渐理解中，他也渐渐明白，为什么朝鲜语中的“盒饭”( ???)与西洋话中的“便当”(Box Rice)代表的是同一种东西，因为“语言和文字，是蕴含民族精神的器皿”，所以柳代表留洋归来在车站遇见不会讲朝鲜语的朝鲜小孩，在当时证明朝鲜这个民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存在彻底消失的可能。而世界一切语言最终所指的，则是“共同体精神”，即人类共同情感。

　　直至后来，金判秀阅读过朝鲜小说家玄镇健短篇作品《好运的一天》后，竟流下泪来：

　　黄包车夫金佥(qiān)知的妻子生病了，但为了挣钱，大雨天金佥知依旧选择出去工作。工作过程中，他想起了妻子乞求自己不要离开的情景，但幸运却一直跟随着他。晚上，他与朋友喝完酒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开人世。

　　这一篇与美国作家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具有同一叙事策略的小说，其实便代表着玄镇健与欧·亨利共同的现实批判与深情诉求，是突破民族文化藩篱，通过不同语言直抵人类情感本质的例证。

　　观众或会认为《词典》是流俗的，但它拥有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剧本。不妨将之与2019奥斯卡大热影片《绿皮书》进行比较，因为对于如今美国影视中的种族关怀而言，《绿皮书》的剧本同样堪称天衣无缝。

　　这类剧本热衷于将细节造成螺丝钉，使整部电影在完整得无可挑剔的同时，处处充盈明显的创作自觉(当然，也极可能被认为是投机取巧)。

　　比如在《词典》中——

　　柳代表一向神情冷峻、不苟言笑，但金判秀有意将七岁的女儿金顺熙带到租书馆，面对幼女，柳代表仿佛变了个人，满面堆笑，又极为自在，此时，金判秀推开地楼的木门，本准备上来，却被这一鲜见情景顿在了楼梯上。

　　而在《绿皮书》中，有这样一场戏——

　　倾盆夜雨里，白人司机瓦莱隆加与黑人音乐家唐·谢利被两名白人警察逼出汽车，其中一名警察在审讯司机时，因“瓦莱隆加”这一拗口的意大利名，而嘲笑说“我说你怎么给黑鬼开车，原来你(的名字)也是半个黑鬼”。瓦莱隆加立即挥拳而出。之前，面对白人对黑人的任何歧视，他都没有真正动怒。

　　这两场戏，都以人物的性情大变为核心，而且这种变化都发生在瞬间。“见到幼女”的瞬间，听到“半个黑鬼”的瞬间。它们的本质，都是对人物真心的戏剧性捕捉。

　　但《绿皮书》比《词典》高明的是，它让这一刻的真心具有一个被隐藏而且更重要的层次。

　　金判秀的笑，只是无法抗拒幼女的纯真，这是他的善。

　　但瓦莱隆加的挥拳，并不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更重要的，“半个黑鬼”是对自己的雇主唐·谢利的双重侮辱。这一拳，用“保护自我”的表象隐藏了“保护他人”的真情。唐·谢利并未看出这种真情，或者看出了未说破，但影片已经借此制造了一种张力——两个层次之中那值得观众咀嚼与回味的空间。

　　《绿皮书》中几乎遍布这种空间。

　　比如唐·谢利学瓦莱隆加将鸡骨头随手扔出车窗，却逼迫瓦莱隆加倒车回去将公路上的可乐纸杯拾起。

　　为何鸡骨头可以乱丢，纸杯却不能?

　　观众大可尽情揣测唐·谢利的心理：鸡骨头比纸杯更显眼?或者对于自然而言，纸杯比鸡骨头更难“消化”?……

　　可以确定的是，鸡骨头与纸杯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距离、一种意味，这种距离和意味，很难理解却充满魔力，而且势必与一个著名黑人音乐家的成长历程有关。

　　这种空间在《词典》中却并不存在。

　　《词典》中的一切细节，都具有明确目的，它们只为影片对民族情怀的输出服务，缺乏一种思辨性。《词典》煞费苦心选择一个偏门却利于情绪渲染的题材，并以韩影工业烂大街的表现方式将其生产为一部合格影片。基于此，这部电影或许能给中国电影一些启示。

　　其一，如何开发更广阔，同时也更民族的影视题材。日影韩影对词典的涉足，提示中国电影可以去勘探那些切口很小，但矿藏丰富的冷门领域。国产电影票房已越来越受口碑影响，所以大可不必担心领域冷，票房也冷。其实早在2015年，就传说《新华字典》将被电影化，但后来却再无消息。

　　其二，如何更流畅地处理一种题材。《词典》虽未臻杰作，但其剧本、镜头、配乐、表演等各个层面，都是通俗、流畅、完整的，甚至很好地延续了韩国商业电影的一贯风味。

　　其三，如何令我们自己的电影避免流于滥觞，陷入一种因电影工业过于成熟而形成的创作瓶颈。近年，韩国商业片泥足于间谍、犯罪、历史等几大题材，但已很难在《共同警备区》、《杀人回忆》、《追击者》等杰作基础上取得观念性突破，而《与神同行》、《釜山行》大火之后，据说韩国又对神怪片上了瘾。

　　由此可见，尽管韩影在题材选择上大胆许多，但这一点却与中国别无二致：《流浪地球》爆火之际，《上海堡垒》、《希望岛》、《749局》、《最后的日出》等科幻题材纷至沓来(当然，部分影片在《流浪地球》上映前就已决定推出，但如今《流浪地球》的火爆无疑大大提振了片方的信心)，这不得不令人警醒——电影产业能否自热点的疯狂引力中逃逸，最终飞向一个新的家园?

　　至于本文开篇提及的问题，相信语言在指向共有精神的同时，还应留存本民族文化中那些深邃而典雅的独特意境。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唐盛世，贵妃眼中那马蹄之下的尘土即使历经千年时光，依然如此生动，我们又怎能将这种生动从中华文化中一笔抹去?

　　所以，这一骑，我坚定地站jì。